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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刚堂的后脑勺隐藏着一处伤疤，大约5厘米长，是他在骑行寻子的路上留下的。新京报记者 戚厚磊 摄
郭刚堂的后脑勺隐藏着一处伤疤，大约5厘米长，是一道缝合的伤疤。时间久远，这处伤疤被一头倒竖的短发埋在底下，头发依然茂盛，上面洒满银霜。即便凑近，也很难察觉。
这是他在骑行寻子的路上留下的。
骑行的路上，受过的伤数不胜数。郭刚堂从不主动提起，即便到了现在也是如此。
作为电影《失孤》的原型，两个月前，郭刚堂历经24年，终于找到被拐走的孩子郭振，认亲仪式上，父子抱头痛哭。
“1997年的9月21日，小郭振就是在这里被拐走的。今年9月21日，就是孩子被拐的第24年。”
9月13日傍晚，在山东聊城李太屯小区附近的一条路上，郭刚堂指点着当年儿子被拐的地方。
如今，这里高楼林立，铁门拦住了通往目的地的路。
听说今年的中秋节正是9月21日，一直大步向前的郭刚堂迟疑了一下。他放缓脚步直至停下，回过头来再次确认，“哦?今年的9月21是中秋节?”
"那今年肯定不一样了。”郭刚堂笑出了声，他重新抬起腿，甩开手臂向前走。
9月13日傍晚，郭刚堂指认郭振曾经走丢的地方。新京报记者 戚厚磊 摄
“孩子找到了，以后就剩高兴的事儿了”
对郭刚堂而言，找孩子这件事，更像是一种习惯。
直到现在，郭刚堂偶尔还会忘了，孩子已经找回来了。像是一种机械动作，他总是不由自主地在脑子里对比照片，判断哪个孩子更像郭振。听到别人说一句恭喜，或者自己反应一阵子，才又想起，“哦，原来我的孩子找到了。”
在大家眼里，郭刚堂总是难以掩饰那份喜悦。
与骑行寻子时的憔悴不同，郭刚堂现在看起来更年轻了。尽管头发的颜色已经变浅，但现在他总是面带微笑，眉间的皱纹淡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眼角处的鱼尾纹，拖的很深。
早在今年7月以前，他就得知了找到孩子的消息。职能部门里一位熟识的工作人员给他打来电话，让他统计一些数字：“这些年帮助了多少孩子回归家庭，这些年发现的疑似郭振的孩子有多少?”郭刚堂一听这话，立刻询问，“我的孩子在哪?”
他想，这难道不就相当于“获奖感言”吗?尽管对方没有给出确定的回应，郭刚堂心里基本确定，郭振找到了。过了几天，他从公安局确认了。那一刻，他高兴得好想立刻回到家中，将一切对妻子和盘托出。可是他知道，消息还在封锁阶段，后续工作仍在开展，还没到宣布喜讯的时刻。
家里没人，郭刚堂一个人哭了一整天。边哭，边回想这24年的点点滴滴，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，闪过那些摩托车飞驰而过的地方。他总在想，孩子一定会找到的。而这一天，他终于等到了。思绪万千，直到太阳西沉，听见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，郭刚堂才起身，去洗了把脸。
自那天起，他获得了“24年来最大的奢侈”——晚上睡觉可以关机了。他也开始停止散播寻找郭振的信息，面对找上门来的线索，他一一核实后，上报给了公安部门——“不是郭振，但万一是别人家走丢的孩子呢?”
9月11日，李太屯小区，郭刚堂展示他曾经插在摩托车上的寻人旗子。新京报 汪畅 摄
又过了几天，他终于忍不住将消息告诉妻子。一个多小时内，妻子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躺在沙发上反复念叨“可找到了”。可又自责，觉得自己没看管好孩子。不过无论如何，孩子找回来了，这就是一件高兴的事，平复了心情，妻子张文革感叹，“孩子找到了，以后就剩高兴的事儿了!”
那些天，郭刚堂一直在想，认亲现场一定不能哭。“我以前也见过那么多团圆的画面了，觉得不会哭的。”可没想到，当郭振将那双壮硕的胳膊朝他伸出，扳过他的肩膀，喊了一句“爸、妈”，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淌在脸上。
好消息传得很快，社区的工作人员都说，早就尝到了郭刚堂托侄女儿去发的喜糖和花生。朋友们也在等着郭刚堂闲下来，去酒桌上“大醉一场”。
郭刚堂说，认亲之后，他们夫妇常和郭振聊天。他坦言不像面对日夜看着长大的孩子那样直接，但聊天也没有那么小心翼翼，一切都在自然而然地发生。聊天内容大多是嘘寒问暖，“天冷了，就提醒他添件衣服。”前段时间，河南暴雨，他拿出在各大平台直播所得的打赏，全部捐给了当地几个驰援河南的救援队。他给孩子发去消息，提醒他注意安全。孩子回复，“爸，我会注意的。”
郭振现在是一名老师，教师节当天，郭刚堂特意发朋友圈说，“老师，您们辛苦了，谨祝节日快乐!”他没有单独给郭振发消息，“朋友圈他肯定能看到，他看到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。”
护家的想法
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，郭刚堂先要约法三章：不问郭振的事，不进家门，不采访家人。
面对提问，他反复提及“顺其自然”，希望尊重每个人的意愿。他实在担心自己家人和养家人受到网络舆论的伤害，三番五次请求大家别再发表关于孩子应该留在哪儿的意见。回避得多了，他有时也对记者憨憨一笑，“有时候觉得你们可怜，就是为了这个事来的，但是我不能说。”
后来发生的一切，让郭刚堂更加笃定了护家的想法。《失孤》原型找到孩子的消息被媒体报道后，关注度一下子飙升。孩子决定在养父母处生活，而自己也不打算追究养家的责任，这样的消息放出来后，很多评论让他想不通，明明郭振是受害者，为什么还有人对他横加指责?
说到这里，郭刚堂伸出右手，用力地拍在桌子上，“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想要的是什么”，他眉头微皱，脖子拉长，身子挺得笔直。旋即又恢复了平静，一如以往。
泡在网上多年，郭刚堂知道舆论有多可怕。他反复提及“错换人生28年”的新闻，感叹两家人或许本不必闹得这么僵。类比到自己身上，他觉得自己的家事没必要让外人知道，他害怕外人的评论淹没自己好不容易找回的亲情。在郭刚堂的心中，只要孩子能健康地回来，就是最大的幸运。
可媒体的约访还是接踵而至，公安部也发来消息，希望他录制一段视频，讲述团圆后的第一个中秋节，会怎样度过。就连在小区公共座椅上排排坐的老奶奶们，看着摄影机随郭刚堂走来走去，也自言自语，“也不知道他小孩哪天来这儿看看?”郭刚堂直言自己不想接受采访，但又需要媒体，“后续的寻亲工作还需要关注度。”
这段时间，他有时会想起曾经帮助过的家庭。以前有过不理解，为什么孩子找到之后，双方的联系不再热络。如今他懂了，谁都希望回归家庭，好好生活。而不打扰，就是外界对他们最大的善意。
于是，他用尽力气帮每个家人躲避镜头。而自己，即便回到家，也依旧选择不发声。为了躲避“围追堵截”的记者和随时随地直播的网红们，他甚至一个多月没去打篮球。
郭刚堂举起一只手来打比方，“这就像是用手握沙子，你抓得越紧，沙子漏得越快，手心里可能都不剩多少。”他摊开手掌，张开手指，用另一只手去指手掌上的各个纹路，“你不去抓，你选择尊重，选择顺其自然，那些沙子反而就在你手上，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。”
“你还帮不帮着找孩子?”
9月13日，51岁的张立花鼓足勇气找到了郭刚堂。
很多次，张立花都想来找他。她知道这位领着自己寻亲的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孩子，高兴得不得了，想发消息道一声喜，又怕自己再添一份打扰。
张立花更想问的是，郭刚堂是否还会继续帮其他人寻亲?他苦尽甘来了，她是否也能苦尽甘来?好几次，脚步已经迈到郭刚堂家小区的门口，张立花又掉头回去，“累了这么多年，也该让他歇歇。”
9月13日上午，天涯寻亲协会办公室，郭刚堂和张立花沟通寻亲事宜。新京报 戚厚磊 摄
张立花的儿子在1994年走失。那年春天，她带着儿子从云南返回山东临清。在火车上喝了一名乘客递来的水后，张立花昏迷不醒。醒来发现自己被卖到一个山区农村，而儿子也就此不见。四年后，她辗转在警方的帮助下回到家，但儿子仍然不知所终。
2012年，郭刚堂创办了天涯寻亲网，之后又依法登记注册了聊城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，担任首任会长，配合相关部门收集、整理、比对寻亲信息，用寻亲路上的亲身经验，为离家出走、流浪乞讨以及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等人员免费提供帮助。近些年来，郭刚堂还常在短视频平台发布相关信息，偶尔也做寻人直播。既找自己的孩子，也找别人的亲人。
曾经，有个寻亲者对郭刚堂说，“我希望你找到，又不希望你找到。”他们都怕郭刚堂找到孩子之后，不管其他的寻亲家庭。
得到肯定答复后，张立花咧着嘴巴笑，“我嘛都不怕，就怕你不管我，你管了我才有希望。”
如往常一样，各种各样的寻亲信息仍在以电话、微信的方式送达郭刚堂。一夜过去，新的99+又传至微信。很多个“99+”叠在一起，随时把手机打开，消息栏的数字显示的都是“...”。
为此，郭刚堂醒来就要处理这些信息。甚至早晨晨练时，他也要边走边不停地用语音和文字，轮换着回复消息。
9月11日早上6时许，郭刚堂出门晨练，在路途中回复寻亲求助信息。新京报记者 戚厚磊 摄
妻子张文革提过，既然孩子都找到了，要不然就别干了。老朋友付成也以为，这下郭刚堂总算可以彻底为家庭而活了。
可郭刚堂总说，“总觉得以前自己找孩子，别人也帮过你这么多。别人都来找，也不可能不管。”
打开电脑，郭刚堂将近些年来的寻亲资料整理拷贝。间隙，他转过头来“呵呵”地笑，“其实要不是丢了孩子，谁五十岁了还在做这事?”
敲门声响，一对老夫妻又推门而入。他们说专程从河北邯郸赶来。
“你是郭刚堂?”
“是的。”
“你可以帮忙找孩子?”
“是的。”
亏欠
9月13日，郭刚堂的小儿子病了，张文革外出帮人照看孩子，俩人说好了，那天孩子由郭刚堂照料。但郭刚堂在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待了一上午，张文革打来电话，语气不太好。
郭刚堂身边有不少人无法理解。他们问，“你自己的孩子都找到了，为什么还要坚持下去?难道不亏欠家庭吗?”
郭刚堂自知对家庭亏欠。24年来，亏欠只增不减。
80多万的外债压着，没有经济来源，妻子每天都去帮别人看孩子。日常开销尽可能节省，家里一周买一次菜，要去更便宜的近郊菜市场买。或者是妻子在傍晚出发，去附近买些便宜处理的菜。
时间也很少给到家庭。多年来为了寻亲，郭刚堂总是奔波在外，家里常由爱人照看，教育孩子的事基本是爱人在管。可是自孩子走丢后，她的神经衰弱始终未好，晚上总是睡不着。
总在替别人寻亲，妻离子散的悲惨故事数不胜数，刺激得多了，倒像是一种麻醉。对着镜头，郭刚堂一遍遍地对媒体讲述骑行的故事，郭刚堂总在想，自己尚且算有倾诉的出口。那始终在照看家庭的妻子呢?
自初中起，付成就是郭刚堂的好朋友，他见证了郭刚堂的亏欠是如何开始的。
从前的郭刚堂爱唱歌、会武术，体育又好，学校的文艺演出和运动会上，总少不了他的身影。每天放学，俩人结伴回家。泥土小径上，郭刚堂踏着一辆自行车，付成坐在后座，俩人一路骑，一路唱。
成家之后，郭刚堂成了别人眼中敢闯敢拼的年轻人，靠着拖拉机运输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就挣到5万元。
后来的骑行不再有歌，唯有一杆寻人之旗插在摩托车上。迷路、车祸，睡桥洞、住坟地、被人骗被人骂，10辆摩托车报废在40万公里的路上。
没钱，就把钱省着用。朋友“亮哥”回忆，前几年，他陪着郭刚堂去外地参加一项公益活动。晚上，郭刚堂在一家澡堂开了间房，“亮哥”记得，当时一打开门，满眼都是蚊子，在小房间里乌泱泱地乱飞，“简直能把人抬起来。”
家也始终是少了些“味道”。逢年过节吃团圆饭，都要摆上一副空碗筷。家里也从未有过一张全家福，“总是少一个人”。为了寻亲，郭刚堂不常在家，常常奔走的公安局，倒像是他的另一个“家”，每次他去，门卫都直接放行。
即便是在家短暂停留，郭刚堂也总是叹气。电影《失孤》的导演彭三源回忆，她那时候看到这幅情景，就劝他，“你不要叹气，你笑也要笑给(小)儿子看，毕竟(小)儿子是无辜的嘛，他们应该得到幸福的童年。”
家庭是一辆牛车，自己是拉车的“牛”
7月，彭三源和郭刚堂打了一小时的电话，电话里郭刚堂总是笑，以前那一声声叹气早已消失，彭三源感叹，“他的生命是在50多岁后，因为找到郭振而重生了，他的苦行到达了终点，他终于知道了终点站在哪儿。”
于是，生活里“只剩下高兴的事了”，郭刚堂获得了24年来“最大的自由”。
郭刚堂自己则有了很多心愿，他曾告诉彭三源，希望见证郭振结婚生子，“帮儿子带孙子。”
至于眼下，郭刚堂最希望拍一张全家福、吃一顿团圆饭。他也想学学怎么做饭，为妻子张文革减轻负担，虽然现在只会切土豆，但他期待，或许再过一段时间，他也能烧得一桌子菜，让家人尝一尝他的手艺。
最近，他更频繁地往父母家跑，父子俩泡茶共饮。父亲习惯喝浓茶，等他喝完一杯后，郭刚堂便捞出父亲泡过的茶叶，接着泡茶喝，二人边喝边唠。他觉得用这样的方式，可以自然地延长父子唠嗑的时长。
在他眼里，家庭是一辆牛车，自己这头“牛”，应该把这辆“车”拉着往前走。先还清外债，“再让每个家庭成员生活水准都更好一点。”
寻亲的事业还是会继续，郭刚堂考虑着，过段时间是否要换个办公地点或者把家搬到别处，“寻亲协会的办公室和家都在一个小区里，这样多少不太方便，无论对我们家庭，还是对社区工作人员。”
他也萌生了很多想法，为协会找一个接班人，或者寻求科技的帮助，以让自己彻底回归家庭，或者至少分担一点肩上的重任，“说像牛、像骆驼，都是给我自己加油打气，谁真的不会累啊。”
这些天，他也想着，怎样把这些找孩子的经历全部记录下来。疫情期间，他曾提笔用第一人称写下三万字。当经历跃然纸上，从脑子里的回忆变成了文字，反而成了一种刺激，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。放了一段时间，换成第三人称，再次写到七八万字，又写不下去了，“好像还是过不去这道坎”。
24年的时间终究改变了太多事。最初，他只是一个想要找回孩子的父亲。最后，他成了大家的郭刚堂。
新京报记者 汪畅 实习生韩梦
编辑 胡杰 校对 贾宁